市场困境：烂尾楼还能“复活”么

今天这篇文章略有点长，但是我在一处特别不舒服的桌椅上敲打了两个小时的成果，也是我对最近一个月以来读的一本书的深入推荐——用我们熟悉的例子。任何深入的分析和分享，都难免会耗费读者的事件，理解的精力，写的人、读的人都费劲，但比碎片化的表面逻辑来的值得，这也是为什么我的专栏始终包含对书籍理论结合现实的这块内容。最近两个烂尾房事件，一个是郑州的亮亮丽君夫妇，另一个是洛阳下辖宜阳县的烂尾楼接盘夫妇。两对夫妇都遭遇不测之祸，在网络铺天盖地的关注之中，除了情绪表达为主的声音，当我们面临这种难解的僵局，有一类不显眼的思考是令人欣慰的。这类思考提出了如下问题：1、以亮亮丽君夫妇为代表的广大烂尾楼业主，究竟有没有真正在现实中有效的途径去解决自己财产、权益的保障。有业主认为亮亮丽君在博流量，但现实是他们博取的流量对推动这类事情解决，提供了关键推动力，甚至超过其他业主的总和。但不得不承认，亮亮丽君和其他业主并没有通过常规途径，甚至可能并没有这样一种常规途径来解决问题——因为常规途径似乎总是在解决提出问题的人。2、接手宜阳龙苑小区的夫妇，遭遇的是另外的困境；他们需要将烂尾多年的项目完成，但其中的成本、投入是否透明，他们是否有章可循，事实上并不顺利，这对夫妇作为有开发经验的接盘者，是否采取了其他弹性的手段，并因此二人中的一个身陷囹圄。

常规手段能否完成烂尾楼建设交付？一定是有的。但区区2000万，不足以对抗一个房地产项目的坑，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坑。这对接盘者夫妇如何清楚的知道，哪些事情能做，可以解决问题，哪些不能？是不是有一种清楚的路径让所有参与其中的人能解决问题，而不是他们自己去摸索，摸索错了就得付出代价，当然图谋不轨也要付出代价。但问题是天下这么多烂尾楼，这么多曾经和现在的房地产项目，现实中为什么非要有那么多问题需要摸索，而不是清楚的摆在那里的？有人回答说是因为想多赚钱，容易赚钱抄近道，就错了，就要有代价。也有人说，难以估量的制度成本让正常做生意赚钱空间极小，或者内卷造成大家都没利润，不去图谋就赔钱。就比如说运输车辆超重问题。是什么造就了成本维权的业主深陷一个悖论之中：常规情况下他们不知道如何解决（或者悬而未决），非常规途径则意味着他们在冒险，在不明确的情况下，做生意接盘烂尾楼的宜阳夫妇也面临同样的情况，放眼望去很多不够活跃的行业领域，都面临这个问题——不清晰。是什么在一个如此先进的时代，维系着、保持着这种不清晰的状态；按说如今让一切简单、规范并不是一个难题。因为无论是技术还是社会治理体系，还是说历史经验都足够当今的人用来降低市场的成本，解决激励，吸引社会市场资源来搞活经济，或者解决诸如烂尾楼这样的难题。但事实上，如今敢于参与烂尾楼的几乎更不敢出手，越是有能力的越了解情况，因此就越保守，在制造业开厂的企业主那里，也很常见，有经验的在退出，在捂住钱袋子，摁住二代投资的冲动，宁可孩子玩，只要你别折腾。这是一番主动的民退，哪怕不一定国进。天下都不折腾，不仅仅是经济下行的预期那么简单，突破制度成本的难度太大了，有了财富积累的人，更不愿去冒那么大的风险。曾经靠冒险赚到的钱，被误以为是运气，又被制度成本虎视眈眈，在你下次出手的时候伺机剥夺回去……所以，都宁可不要出手了。我们反过来用经济学视角看：假如有一个成本存在，它必然对应至少一个目标，或者一个决策的优先级，否则根本不需要投入这样的成本，只有代价没有好处的事情是荒谬的。尤其是如此之高的制度成本（例如寻租空间、道德风险、低效率、高能耗、不环保、对劳动者保护不到位等等很多例子），是什么样的巨大目标优先级，能给维系如此高的成本提供决策理由？“身份合法表达”我曾经在介绍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·德·索托的时候，涉及到这个问题。他的知名作品《资本的秘密》，给我一个很好的启发，是什么阻碍了经济自发的增长，解决广大民众生活处境改善的努力，主要面临什么障碍。身份的合法表达，其实是“权利的合法表达”，身份不自由，其权力表达如同刻在奴隶身上的烙印，彰显的反而是人身自由的障碍。确定了这些，才有便利，而这些东西的表现形式完全可以体现在清楚的权力界定。可以在更广阔范围内、更多样的形势下，投资、经营、交易，当然也包括不良资产、烂尾楼的问题解决上，你抽象出核心来看，烂尾楼就是交易、权益、确权的继续，包括债务、受益人、权责划分等等。

确权能很好的解决人类复杂经济活动的资源，各种资源也乐意在有保障的情况下，投入进来，经营和市场的风险就是全部，而不必考虑其他太多因素。同时所有资源汇聚之后，要具有归属，这样才能形成资本释放出潜能。如果不确权，始终处于模糊地带，很难形成资本，也就很难逐利，这种情况下是无法激励市场来做大蛋糕的。 德·索托想研究的是解决祖国秘鲁的贫困，他在瑞士完成学业，既深刻的理解自己国家的情况，又借鉴了各国际经济组织的实际，他没有先入为主，也没有“西方的那套不适合秘鲁”的一叶障目，而是回去做了调研，然后就发现了端倪。

赫尔南多·德·索托感谢所有做长期深入研究的经济学家，在一堆历史数据、现实的广泛数据和案例中，提炼观点，我们接触到经济学家往往是侃侃而谈的一面，抽象出观点的一面，而很难去跟随他们深入完成调查研究本身，这个领域就是如此特征，还经常要左右互搏，不确定性常伴左右，因而让人觉得经济学解决不了问题，只是事后总结。其实南美自上世纪以来的诸多尝试，给后起国家不少的实践参考，注意南美很多国家是败于经济改革不彻底、不持续，被社会权力架构给打断了，而不是败于经济改革本身。德·索托的调研，以及在秘鲁经济政策执行中的实操（他参与并影响了当局的政策制定），在实践中他主要做了两件事：一、给秘鲁普通家庭对财产的合法所有权；注意他没有去给予、重新分配，就单纯对秘鲁人已经拥有的资产进行确权而已。包括房产、土地各类资产变成可以抵押、交易、获取收益的资本，进而让普通人获得积累，二、消除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，清晰企业注册流程、各类许可和法律边界；他不教大家怎么做，只是给大家理出了一个清晰基础，让秘鲁经营多年的民营企业有了合法身份，从黑市进入正规经济。之后这个改变所展现出的力量，帮助了数以百万计的秘鲁人改善了处境，恕我这里不想去引用秘鲁的经济数据，虽然在作者自己研究机构的网站上就有。让我们先放下宏大叙事，对改善的评价角度从影响了普通人多少开始。注意一点，清楚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，并不是通过简化程序来解决的，而是必须简化利益集团，或者对权力进行约束，否则官僚主义利益集团会想方设法让一切回到从前，尤其是秘鲁这种上层建筑也未必多么现代化的国家。就这么简单，确权+清晰边界，具体怎么干是市场各个主体自己的事情。其实美、日这类发达国家，虽然发端不同，但也无不是解决了民众自由、资产确权、以及政府和市场边界的司法基础之后，才迎来生产力解放和飞跃的。无论是明治维新到二战后的社会改造，一步步将日本基本的政治基础改善（虽然仍有很大旧制度的阴影，我会在其他书籍介绍文章中单独讲）。还有美国自十三个州联合体开始，大陆制宪会议、联邦党人的诸多努力，慢慢形成的国家、各州、民众之间的均衡，对权力底限的约束，对权力构成的解释，对自由的保障，并非单纯这些造成了繁荣，而是这些给普通大众都能享受到增长的收益提供了基础，凡百年以来，这些历史沿革不该被忽视，这正是德·索托的研究，和他这本《资本的秘密》的意义。确权不是“姓资姓社”的问题，不是路线之争，混淆这个的都是别有用心的，阻止大众提升认知，保留着斗争的经验模式，恰好可以让利益集团以较低成本维持原状。当我们的社会需要吸纳、激励尽可能多的力量来投入到经济发展、技术创新、劳动者培训、以及社会福祉的投入上来的时候，不是挖坑让大家跳，那不会长远，只会逼迫有资源的人逃亡，然后再给对方扣上不爱国、有原罪的帽子，他们明明是被吓跑的。真正的激励就是清晰，有契约的共识，保护人的自由和财产，保障强权不会假借维护弱者的旗号来掠夺，让大家在共识中知道做一件事的路径，合法的路径走得通，烂尾楼其实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情，市场自己回去摸索。

消除贫困，就包括消除模糊和避免单纯洗牌、运动式折腾，更不是因为什么文化成因（这一条是德·索托特别指出过的，在分析秘鲁的时候），比如今天举得两个烂尾楼的例子都发生的河南，其实没被人关注的更多烂尾楼案例是到处都有，其他省份的业主处境不一定就比亮亮丽君夫妇好过。“无恒产者无恒心”，有些高高在上的只看到了“无恒心”，却忽略了他们制造了“无恒产者”这个尴尬的现实。拉美发端的魔幻现实主义艺术，还有些地方创造了现实主义魔幻。市场需要清晰、可以合法表达权利的路径，比如做生意、比如买卖资产（包括不良资产）、雇佣其他人、与人合作、这背后资本的秘密，并非主义之争；这条通途，对大多数人是有好处的，若还有妄图借助误导民众来排斥这些东西的，那只有恐惧改变的利益集团了。